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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5月7日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日本首相福田康夫举行了首脑会谈，并签署了《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》，此系继1972年《中日联合声明》、1978年《中日友好和平条约》及1998年《中日联合宣言》之后，两国关系上的第四个共同文件，也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两国签署的首份共同文书。

　　正如共同文件名称所体现的，该文件的关键词是“战略互惠”：双方确认在五大领域构筑对话与合作框架，内容从加强政治互信，到促进人际交流；从经济互利合作，到共同应对全球性课题，视界高远，涵盖广泛，对两国关系的进一步规范、提升，尤其对在21世纪的长远发展，具有重要而深刻的意义。

　　我们特别注意到，关于历史问题，共同文件中未涉及日本对侵华战争的“反省”、“道歉”，而是代之以“正视历史、面向未来”的中性总括式表述，充分表达了中方决心在21世纪与日携手，共同开创“战略互惠”的明天，以东亚两个最大国家之间诚心诚意的和平友好，贡献于亚太及国际社会的“向前看”的良好愿望，同时也不失为对日本战后60余年来坚持走和平发展的国家道路的正面评价、肯定。比起此前的“以史为鉴”，可谓是“未来志向”的“升级版”。在经历过战争的世代已基本退出历史舞台，和平环境下成长的几代已成社会主流的情况下，适度淡化历史悲情，把目光投向现实的问题与矛盾，致力于增进两国共通的福祉和全球性课题的解决，是历史与世界赋予中日两个大国的使命。中日要想不负众望，成为国际社会中“负责任的大国”，还需共同携起手来，目光向远。

　　其次，共同文件还对两国领导人的定期互访机制作出规定，确认“原则上隔年互访，在多边场合频繁举行会晤”。以共同文书的形式，对首脑定期互访作出制度性安排，可以说，迈出了构筑双边危机共管机制的第一步，诚可喜可贺。出于历史的原因，或同为东方国家的民族性格使然，两国关系的好坏亲疏受制于领导人个人的心理、思维的因素颇大，幸也好，不幸也好，这是一种现实。而首脑互访机制，正是对基于这种共同的社会心理之上的两国关系现实的具体回应，是一道最有效的“安全阀”。只要能确保这点的实施，便不愁问题多多，悬案无从进展。因为无论如何，首脑峰会总是要拍板定案，解决问题的。一次谈不拢，谈两次、三次，来日方长。但只要首脑保持对话、磋商，便可望避免那种各自别过脸去，作老死不相往来状的最坏情况的发生。事实证明，猜忌、指责、口水仗，几乎所有负面能量的聚积，都是在沟通机制被堵死后才开始陡然加速的。这方面，殷鉴不远。

　　我们还注意到，首脑会谈之际，中方重开与达赖喇嘛方面谈判事宜，得到了福田首相的正面评价。对此，共同文件中写入了“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，不断加深对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、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”的措辞。这充分表明，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，中国已不再是游离于普世价值之外的国家，不但西藏问题，对现状中存在、未来还有可能凸显的其它问题、矛盾与挑战，中方也会以国际社会所理解的方式加以积极、灵活的应对、解决。

　　当然，我们还应看到，两国之间还有一些悬而未决的课题：被“毒饺事件”所伤害的互信亟待重建；受其影响，双边食品、粮食贸易的缺口亟待填补；东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问题仍需进一步磋商……但是，只要双方能从战略高度把握两国关系，本着向前看的态度致力于问题的解决；扩大合作，通过合作增加战略互信；同时强化危机共管意识，使不确定性因素导致偶发事件的风险降低到最小的可控程度，便不致出现大的遗憾、大的倒退。

　　奥运之年，是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》签署30周年，同时也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的“而立”之年。对中国来说，从现在开始，改革的历史已长于改革前的历史，改革中长大成人的一代，已成社会的栋梁、精英，这将深刻改写中国社会。而日本，作为曾为我国改革开放做出最大、最及时、最有效支援的邻国及中国人心中长期挥之不去的现代化“范本”，理应以宽容、理解的目光目送中国走完“后改革”的转型。21世纪的中日关系，能否走出瓶颈，成为真正和谐的大国“君子之交”，受制于中国转型成功与否至大、之深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中国的改革，对日本并非是“他人事”。